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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史
[ 作者:boyilun.net  加入时间:2008-12-13 00:00:00  来自:boyilun.net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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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鲁格曼获得这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,有意思的是在一篇介绍文章里提到,这位以预言金融危机而出名的“乌鸦嘴”,早年读书时更偏好历史,“经济学专修课上得不多,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”。

注意到这一点,是因为这两天读何炳棣《读史阅世60年》,发现他在历史研究中的许多观点,对农业经济学、人类学乃至社会学都有着很大影响。

而这一治学成就的来由,则来自包括清华、哥伦比亚大学、芝加哥大学等上世纪中期一流学府对“通才”教育的强调:在何的治史过程中,统计学、财政学、考古学甚至植物学等诸多学科均成为其为准备史学研究而自修的“社会学工具”。就这点而言,当下的专家型学者们与之相差甚远。

据我感觉,在经济学占据“社会科学的皇冠”之前,这一宝座应该是属于史学的。而一流史学家所具备的广博知识领域,也使他们往往成为具代表性的一代知识系统“集大成者”。

何炳棣在《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》的研究中,引用的当代植物学、地质学等研究成果,令《科学美国人》的资深科学编辑也叹为观止,自愧不如即为典型例子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,则是经济学研究中,虽然也会引用别类学科(尤其是史学)的研究成果,但是却有一种试图将“方法论”推而广之到社会各学科的“经济学帝国主义”冲动。

何炳棣书中有个有趣的段子,他与弗里德曼见面时,跟弗辩论经济自由观念,最后希望弗里德曼能为其开一张“有关资本主义的简要书单”,但两周后弗氏“一本都开不出,再三再四地说:‘只有精读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。”

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评估上,可以看出史家跟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。

张五常在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一文中,从合约结构的角度认为中国的“地区承包制”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,实际上这里边已经隐含了一个市场前提的假设,即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减“交易成本”或制度成本;

林毅夫从中国建国初的“赶超战略”出发,分析了在这一支配战略下所导致的社会资源错配,从而提出其基于资源秉赋差异下的“比较优势”战略,细部分析非常精彩,但依然有两大问题:一是政府能够主导经济发展战略的预设;二是资源秉赋长期相对稳定的假设。

而在何炳棣对中国“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产”的讨论中,讨论到了疆域与民族、人口、传统政治文化、社会与教育、经济等五个方面。

对经济方面他只提到三点:一是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主因,是农业生产进步与康乾盛世期间的财政与赋役改革造成的人口爆炸(相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);二是在明清五个半世纪中,全国逐渐成为一个大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实体,并为中共所继承,因而有利于经济建设;三是国民党时期所建成的官僚资本体系,正好为中共计划中的集体经济体制奠下基础。

简而言之,三者之分别,在于张五常是“理论”、林毅夫是“策论”、而何炳棣是“史论”。

老张对经济学原理掌握甚深,所以可以在“解释现象”的过程中,做到“理”“象”互证,通过不断的经济现象解释反过来修正和精炼基本原理,但也正因为如此,在解释很多超乎经济学范畴的社会现象时,不免出现大手简化乃至削足适履之憾:比如中国历代统治与官僚阶层的“权术”,很多是不能以简单的“交易费用”或“制度成本”来概括的,而在老张那里“交易费用”却似乎变成一个筐,把许多非经济学现象都装到了里边;

林毅夫是个比较典型,甚至传统的“士大夫”型知识份子,其理论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构建逻辑自洽的经济学原理,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难题,所以他的经济理论其实是一系列专题研究,最后在“回过头来看”时,才发现竟然“自成了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、比较优势、产业技术制度内生、企业自生能力为主要内容的‘一以贯之’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。”

从这点而言,林的理论更象传统中国“士大夫”向君主所递呈的“策论”系列,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。但正因为是针对中国转型这一“特例”而发展出来的转型理论,其理论预设大多基于中国转型前的既有条件,对这些条件的产生并无追究,而在将这些条件纳入西方既有的经济学分析体系时,对原有理论体系也无新的突破。

就象数学中有“基础数学”和“应用数学”一样,张五常研究的是对基本经济学理论进行改造的“基础经济学”,而林毅夫则是在综合利用已有理论工具解决现实问题的“实用经济学”。

与此相应的是现代欧美大行其道的金融学,其实是一门应用科学,但是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(基础科学)无法指导其应用,因此而发展出了另外一门基础科学——博弈论。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,博弈论之于传统经济学就象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彼此间无法替代,也造成了象周洛华那样认为“经济学家是金融学家的敌人”这样的认识,这是后话。

以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尺度来看,金融学可以视为经济时间上的“微观科学”——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波动和价格博弈中,要研究其中的规律,只能借助数理工具搭建“模型”,并通过模型变化间接地获得观测结果,这也类似于量子力学在研究原子等超微观物质时所借助的“云雾室”等观察手段;

与此相对应的经典经济学就象传统物理学,其研究的物质和对象是可以观察并验证的,但是它所研究的时间段却是在工业革命和市场出现之后的社会事实,亚当斯密的《国富论》正如牛顿的三大力学原理,都是基于可观测的事实而演绎出的逻辑体系。

而在这一个时空尺度上的科学体系基础,正是波普尔提出的“可证伪原则”:这一原则隐含的逻辑前提,是理论所推理的现象和结果,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所观测到并加以验证的——张五常在《经济解释》第一卷里所反复解释的“科学方法”,其实就是这个原则。

相比之下,历史学研究的时空尺度要远远大于经济学,其理论基础也与经济学有着根本的差异。如果说“理性人”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话,那么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“历史人”来作为史学研究的共同假设。

从方法论上而言,历史学似乎有点象统计学,首先要学会的是分析、搜集和理解巨量史料的能力;在此基础上,才跟据不同的研究专题展开“演绎”,在不同资料的相关性中寻找论述结构。

而历史研究的成果,其意义并不在于将“历史研究”推进了多少,而在于其可能影响甚至动摇其他社会学科中的许多重大结论。

如何炳棣的“美洲作物传华考”被作为《美国人类学》首篇论文发表后,在整个植物和人类学界引起轰动。而他对中国历史遗产的梳理,则为张五常和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理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背景,使研究者对中国当代经济“横空崛起”背后,有了更多思索和探讨的空间。

有意思的是,张五常的另一位同事诺思,在70年代以后也转入了经济史的研究。作为一门以“科学”而自居的经济学研究,或许一直都不缺乏史学维度,只是自己过去关注太少而已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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